周天勇：经济增长上行及其可持续决定于关键部位的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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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2024年前三季度GDP增长4.8%，低于预期的5%。广东和上海的增长速度分别为3.4%和4.7%，湖南、广西、云南、江西等人口中大规模省份的增长也跌入中速和低速区间。从10月份IMF对中国2025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为4.5%。如果未来11年中，投资和消费增长率趋势继续下行，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增长不确定性加大，考虑人口负增长压力，经济增长中期下降为3%左右，后期降低到2%左右，整个11年中平均增长率降低到2.5%上下，跌入低速增长长周期陷阱的可能性极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10月2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笔者从渐进转轨经济计算的理论缺失，还有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实践两大问题出发，就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国有企业两大体制改革，对经济景气摆脱下行扭转为上行，并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进行一些计算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一、体制不变或改革犹豫的经济自然低速增长陷阱
笔者用文中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逻辑方法，计算了一下未来关键体制改革模糊的经济增长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场景1．城乡土地和国有经济体制基本不变，未来11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1%。其计算为：假定体制总体不变的要素投入经济增长率为1.5%；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乐观地从负提升为0；城乡土地和国有经济体制基本不变贡献的经济增长潜率为0；总体假定体制不变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得以改革和落实，假定调水增地发展战略能够落实，这一部分贡献的新经济增长率为1.6%。
场景2．国有企业资产占社会总资本比率继续上升，经济增长率平均可能维持在1.6%。其计算为：场景1的经济增长3.1%，减去由于资本要素继续从高效率生产领域向低效率生产领域转移，造成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的损失；而国有经济扩大致使全社会创新能力下降，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最乐观地将其过去的-1.15%，逆势提升到-0.5%。
模拟的理由如下：
一是如果城乡土地和住宅继续保持计划行政管理体制不变，如果农村城郊集体土地直接同地同权同价入市交易新法得不到落实，如果城乡土地形不成一级和二级土地市场化配置的体制，如果农村农民没有土地的使用财产权，如果农民没有土地以地为本的就业创业营业置业等发展权，如果农村土地禁止交易而是没有价格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如果选择农村耕地和宅地所有权、使用权和耕种及居住权的三权分置，可以将其确定为城乡土地房屋体制不变的场景。结果是：一是会失去由城乡土地资产化体制改革财富溢值贡献1.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二是会失去由城乡土地要素市场化体制改革配置效率改善贡献0.5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合计因为土地体制不变将损失1.7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动能。
二是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占全社会非金融总资本的比率从1978年的80%，下降到了2008年不到20%，资本要素从低效率的领域向高效率的领域转移配置，带来了年均1.4个百分点的新经济增长率；从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开始到2023年，这一比率又上升到40%，由于高效率领域的资本要素向低效率领域配置，给经济增长形成了0.67个百分点的损失。从2012到2023年，国有企业资产占全社会总资本比率的持续上升，形成了0.8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损失。否则没有资本效率损失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就不会是6.23%，而是7.07%。
笔者计算，如果大力度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或者降低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本中的比率，或者提高国有经济的资本生产效率，未来11年将会有年均0.8个百分点的新经济增长率；如果体制不变，没有新的增长潜能释放，新增长率为0；如果继续提高其比例，将会给经济增长造成1个百分点左右的损失。
三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改革强弱的变动。格罗宁根大学计算并以其外推的2012到2023年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15%，如果以上两项体制不变，由于总体改革的不活跃，最好的结果创新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经济增长率提升为0；如果国有企业资产继续扩大提升到社会总资本的60%，笔者预计，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会为-0.8%，而要素从高效率领域向低效率领域的配置，可能还会造成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的损失。
二、体制不变必然低速增长与提供计算及解决方案的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认为只有关键部位大力度的体制改革，才能防止经济跌入低速增长陷阱。笔者从中国体制渐进转轨国情，在数理逻辑方面，进行刻画和解释。
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研究界需要明白的一个大的逻辑前提是，与三到五年瞬时体制转轨国家不一样的，中国是一个渐进转轨经济体，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特长周期二元并存，逐步地向着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并轨。
（一）渐进转轨经济科学计算的缺失和体制变量的寻找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体制既定的自然经济增长率，等于其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当其发生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或者自然增长率时，通常为流动性不足，通过宏观扩张的经济政策调控，注入流动性就可以将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恢复到自然或潜在的增长率水平上。
但中国体制不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潜能，被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因此，体制胶着和关键部位体制不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必然是低速的经济增长。
如何防止跌入渐进转轨经济自然（实际是体制不变）经济低速增长的陷阱？现有以流动体变量按照一定数理逻辑关系组合的各主流现代经济学增长模型，都无法对其通过计算提出解决的方案。困境在于，渐进转轨经济中体制是不断变动的，而这些模型假定体制不变，模型中没有内生的体制变量，则无法计算体制变动对生产力的释放。
这就在实践上遇到一个问题：既然你说改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要推进关键部位的改革，那你从数理和计算结果上证明给我看看。
那么，体制无法变量化吗，如何构建体制变动内生影响经济增长的逻辑方法？四十多年经济渐进转轨实践，为身处其过程和场景的中国经济学界提供了丰富的分析和描述客体，不为其他功利，从为这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着想，应当有使命和责任解决这一学理难题。其研究重要的目的是为防止未来跌入低速增长陷阱，提供较为精准和有针对性的体制改革解决方案。
为了使大家看懂渐进转轨中国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我这里不用英文字母写的模型表达，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学理研究初步的进展。
（二）两个有关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学理计算前提
首先，我们先用假定体制不变的索洛等模型，计算中国未来11年要素投入产出的年平均自然经济增长，结果为2%上下。如索洛模型要素投入部分经济增长分解为1.5%，劳动力要素增长-1.0%乘以其投入产出比率50%+乐观的资本要素投入增长4%乘以其投入产出比率50%。
其次，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只能外生猜测，增长或者正，或者为负？1957到1977年其为-1.21%，2011到2023年为-1.04%。可以看出，未来其仍然取决于整体和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体制改革变动向后为负，不变胶着为零，向前变动为正。
（三）发现中国渐进转轨经济的内生体制变量
在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场景中，需要修改全要素生产率全部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的经济学教科书假定，补充的是存在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渐进转轨经济速度短期上行和长期高速增长，均来自于市场化配置投入要素生产率提高，还有无价格土地房屋的货币化和财富化溢值。学理上的难题是，如何将其内生地加以分解。
1．要素配置体制市场化变动影响的生产效率
通过计划行政领域中的有关扭曲值和市场竞争领域中的标准值，求出参数差值和状态差值，实际这一差值就是配置体制的变量化表达。从资源配置和产出方面，一是可以找到许多计划行政体制下农业就业占总就业比率、国有企业资本占非金融企业总资本比率、建设用土地闲置率，一般为参数变量，表达要素在扭曲和竞争领域中的配置格局；二是农业与非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各自配置土地的产出率，是状态变量，表达在不同配置领域中的效率水平。
2．土地房屋体制改革的货币化和财富化溢值
土地房屋的允许或禁止交易和有价格还是无价格绝对差分体制变量。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市场化角度土地房屋可以交易和有价格，是标准允许场景；计划行政管理下部分土地房屋禁止交易和没有价格，是其扭曲状态。实际上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住宅等楼宇商品化和建设用地有偿出让改革，使土地房屋从原来无价格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一旦交易，发生了无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货币化和财富化溢值。因为是允许市场交易，还是不允许市场交易场景，其体制是绝对差分0或者1。前一个参数差分变量，表达允不允许交易；后一个状态差分变量为有价格，还是无价格。这是生产和生活资料资产化体制的变量表达。
三、体制变动基础经济数理算式与体制性剩余
这篇文章中我暂不考虑经济开放方面，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只分析关键性体制改革和发展举措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促进。
（一）内生生产率和财富溢值的数理逻辑算式
从提高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溢值两个方面分析，1．某种要素总量（市场竞争领域中的配置比率-行政管制影响的配置比率）（市场竞争领域中的生产效率-行政管制影响的生平效率）=生产量；2．土地或者房屋面积（允许交易1，或者不允许交易0）价格（有市场价格1，无价格0）交易率=当年国民收入余值。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最为关键的潜能部位。
（二）改革可以释放的体制性剩余
首先，是将2023年淤积的供给侧体制性剩余，也就是未来体制改革可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能计算出来。
1．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6100万人。体制性农业剩余劳动力9847万人=2023年总就业劳动力74041万人（国际18个与中国人均GDP水平上下5000美元国家的加权农业就业比9.5%-中国农业实际就业比22.8%）；体制性国有单位剩余劳动力2583万人=2023年国有单位就业劳动力10335万人（非国有企业领域职工冗员率5%-国有单位为30%）；非农业非正式就业体制性剩余劳动力3670万人=非农业总就业57160万人（标准国家灵活就业率23%-中国灵活就业率29.42%）。
2．体制性剩余资产249万亿元。国有企业体制性剩余资产=2023年国有企业总资产340万亿元（非国有企业2019到2023平均资产利润率5.10%-国有企业资产平均利润率1.36%）=利润损失12.72万亿元，其除以资产利润率标准值5.10%=体制性剩余资产249万亿元。
3．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18435万亩。2023年建设用地总面积67627万亩（市场经济状态闲置率5%-计划行政管制闲置率32.3%）。
4．可放开交易的农业和建设用地882691万亩。目前禁止交易的建设用地46991万亩；目前禁止交易的耕地、集体林地和草地等农业用地835700万亩。
其次，将2023年需求侧，如果提高居民收入，其有支付能力潜在能力计算出来。由于主要是居民消费、民生支出和非国有企业投资三大需求不足，导致了基础设施和上游生产能力过剩，因此，有以下增长均衡的需求空间。
1．2023年居民自己支出体制性消费需求不足226904亿元=GDP1260582亿元（标准国家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率55%-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率34%）。
2．政府民生支出转移体制性居民消费需求不足155052亿元=GDP1260582亿元（标准国家政府民生支出占GDP比率20%-中国政府民生支出占GDP比率7.7%）。
3．非国有投资需求体制性不足153077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09748亿元（标准国家非国有投资占总投资比率80%-中国非国有投资占总投资比率49.97%）。
四、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关键部位的体制改革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图1所示，回顾1978年以来三次经济增长从下行转上行加速的历史数据，呈现的是每次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突然地减少体制挡板面积，扩大生产要素通过体制闸口向高生产率领域的流量加快提高了生产率，或者突然打开土地房屋资产化的体制开关，实现了一定量交易形成的财富溢值，结果为短期暴发力推动的增长势态，经济呈现为短期内体制禁锢放开内生性三次冲击倒V型的增长率曲线，并且均保持了一定时间可持续的长期高速增长。当然，鉴于长期积累的政府和国有企业集中过多和居民消费及民间投资不足的结构性问题，经济从下行扭转为上行，需要同时对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关键部位的体制进行大力度改革。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一）供给方面关键部位的体制改革
从方法上讲，在仿真生产增长的未来时，先考虑将按照比例差值法计算的剩余，按照年份边际摊入；再以从市场化盘活边际摊入的要素增长率，乘以其要素投入生产的产出系数，得到其贡献的经济增长。
1．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贡献的经济增长率1.07%。计算为：劳动产出系数50%年平均摊入1464万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年平均就业总劳动力68396万人。其中，与促进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有关的户籍、教育和土地市场化退出等体制改革的贡献，占到新增长的70%左右。改革任务：放开户籍等一系列阻碍人口自主迁移和劳动力充分流动的体制限制，发展民企增加正式就业机会并减少灵活就业人员，国有单位劳动能进能出和工资市场决定。
2．国有经济及其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贡献经济增长率为0.48%。计算为：资本产出系数为27%（年平均摊入336011亿元体制性剩余资本/年平均非金融企业总资本11453456亿元）有40%的改革阻力。
3．土地市场化改革和调水增加建设用地贡献经济增长率为0.76%。一是土地放开一级和二级市场交易盘活闲置低利用建设用贡献经济增长率为0.57%。计算为：土地产出系数为23%（年平均摊入1676万亩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年平均建设用地总量67627万亩）；二是工程调水开发新增建设用地贡献经济增长率为0.19%。计算为：土地产出系数为23%（年平均调水开发559万亩新增建设用地/年平均建设用地总量67627万亩）
4．禁止和不能交易的城乡土地房屋，放开交易后资产化溢值贡献的经济增长率为1.9%。一是城乡建设用地放开市场化交易资产财富溢值贡献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3%=加上调水增地的可交易建设用地总面积为49991万亩（放开交易1年平均交易率1.03%年平均影子市场价格136万元/亩）/上年GDP；二是农业用地放开市场化交易资产财富溢值贡献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0.16%=加上调水增地的可交易农业用地总面积为49991万亩（放开交易1年平均交易率1.6‰ 年平均影子市场价格5.5万元/亩）/上年GDP）。
（二）需求侧关键部位的体制改革
分配和需求领域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中国经济扭曲值的扭曲，主要表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还有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等，低于市场经济国家标准值。这种扭曲导致了国内下游民营消费品制造业的市场需求不足并向国外转移，而上游供给原材料和装备的国有企业产业生产能力过剩，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也过剩。因此，从供给与需求均衡增长方面，需要有针对性地推进分配和需求侧的体制改革。
1．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分配侧的体制改革贡献居民可支配收入2.1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2024到203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从43%下降到50%，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33下降到28%，企业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从24%下降到21%。主要改革贡献的结构来源是：转移农业劳动力、提高国有单位劳动效率和增加正式就业工作岗位，农村土地市场化配置使农民获得就业创业经营收入，农村宅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放开交易，工矿物流仓储用地允许和放开交易，贡献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分别为0.91%、0.32%、0.89%和0.04%。
2．从需求体制改革方面获得3.5%的新经济增长率。在改革体制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推进政府支出结构改革，加大政府对教育、医疗、居住和生育等民生项目的支出；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促进投资和建设的公平准入，改善经营环境，扩大民营经济的投资规模。目标是提高将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民生转移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占GDP的比例，分别从2024年的31%、7.7%和50%，提高到2035年的45%、22%和80%。则三大比例从需求方面贡献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26%、1.22%和1.02%，国内因改革增加的总需求，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可达到3.5%。
资料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计算
总结，在纯粹要素数量投入贡献经济自然增长1.5%的基础上，如果总体和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使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再加上供给和需求侧关键部位体制改革贡献3.5%的经济增长率，如图2所示，则短期内有倒V型大力度体制改革内生的经济上行冲击，长期则保持一个平均为5.5%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
说明：实际上，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是一个区间变量，为了计算的简便，本文只取了中位增长水平数值。
